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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洪水的一切都在消退,除了洪水本身

2020-07-17 09:39:03河流的文章访问手机版404

关于洪水的一切都在消退,除了洪水本身

高三那年,临近毕业,朋友卷进一场群架,我正赶上,心里怕得要死,可也得顶上去。不能逃。通常来说,“逃”是个贬义词,意味着懦弱或者背弃,它带来的羞耻感如此强烈,以至于很多时候,人们都难以面对。但“新世相”那场“逃离北上广”的活动在朋友圈刷屏时,当这三大城市的文艺青年挤破了头地抢那张机票时,“逃”竟然成了一个褒义词,人们视之为想走就走,抛下凡尘琐事的一种勇气,这也真让人感慨世风果然是变了。

大概只有被迫的逃离,能够减轻这种羞耻感。长江大雨洪水刚开始的那几天,我看到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博士生熊威写的《一个江边学子的洪水记忆》。他的家乡在泄洪区,北方人对这个词可能会有点陌生,当洪水达到一定警戒位置时,会打开堤坝缺口,把洪水引到这片区域,以保障更重要的地区。熊威记得,有一年,眼看水位已经高过堤坝,大家决定抛家舍业,逃到安全地带,毕竟人命是最重要的。但有一户人家舍不得家里那点财产,想偷偷跑回家拿东西,好在被乡邻拉住,扯着逃离家园。也就在他们撤退到安全地带后不久,洪水破坝而出,以摧枯拉朽之势,吞没了一切。

我曾一直尝试去想象生活在泄洪区的人们的生活,尤其是每年到了汛期,他们该如何的提心吊胆。熊威写了一个细节:早晨五点多——城市里人们还在睡梦中的时候——村里小组长和其他人就开始大喊,叫醒其他人,要去做防汛工作,“就是灌沙包,然后垒在堤坝上”。看似简单,其实很累。熊威还记得,小时候,父亲每次防汛回家,身上就是一股汗水混着烂泥的味道。这些细节在我看来,是触动人心的特殊之处,但在泄洪区人们的眼里,大概只能算稀松平常。他们已经习惯如此。熊威曾劝阻手术还未完全复原的父亲,不要参加今年的防汛。他父亲只是回他:“你住在这里就要防汛,哪里还有不去的道理啊”。熊威再问为什么,老爷子也只是回答:“谁让你住在这里啊”。

这多少有一种年岁渐涨,看透世事之后的宿命感。年轻人大概不理解,也不喜欢这种感觉。同样的,中老年人也不喜欢年轻人那种说走就走,以“逃离”为荣的不负责任或者懦弱。或许每个人都无可指责,每个人处于不同阶段,都会有不同的人生观。我大学毕业时,还曾想过,不能被某一座城市困住,我可以每隔两年换一座城市。工作嘛,可以再找,只要能养活自己就好,关键是能够感受到不一样的人生。现在,我大概是老了,没有城市把我困住,我被自己困住了。

《每日人物》的记者卫诗婕写了另外一场撤离,也转到我的面前。在大雨滂沱的夜里,武汉市蔡甸区消泗乡的1.6万人,背井离乡。有个孩子跳上跳下地问父亲:“爸爸,我们要搬家了吗?”他无忧无虑,还不懂得为未来的生活发愁。他当然也有自己的烦心事,每个人、每个阶段都会有,但生计的问题不包括在内,对故土的感情也没有包含其中。

我已经感到了自己语调的哀伤,手指触碰键盘,仿佛都要渗出水来。也不怪我,灾难总是令人感到悲伤的事情。但更让人悲伤的是,遗忘。《中国青年报》刊登了一篇评论《不要遗忘新闻盲区的洪涝灾情》,说的是安徽——“从外地媒体上很少看到反映安徽灾情的报道,翻开报纸和打开电视,基本都集中在武汉和南京这些大城市,上热搜的很多话题标签都是‘湖北湖南暴雨’,很少带上安徽。”

其实,我们不但把安徽遗忘了,很快连湖北很多地方都遗忘了,在朋友圈里,不过三四天,就几乎看不到人们转发、讨论南方的那场洪水。即便连变身泽国,受了很多嘲笑甚至指责的武汉,也从朋友圈里消失了。我们曾经那么集中的讨论这个话题,每个人都要说几次,满屏都是类似的内容。终于,我们的好奇心、同情心、悲悯、愤怒、哀伤……所有因洪水而生的感情,都被消耗掉了,接下来便义无反顾地转过头去,追机票、谈Papi酱,火药味十足地讨论南海问题。

还有人关心灾区的情况吗?还有人会想象他们在雨水兜头浇下,周遭哗哗作响地的屋子里,到底会想什么吗?我在梁文道的节目里曾听过一段话,一个法师谈悲悯。他说,悲悯不是什么同情,而是一种好奇心。你对一个陌生人的生活感到好奇,想知道他们有什么样的故事,有怎样的家人,这样才会对他们的遭遇心生悲悯。道理也容易理解,如果一个你看到一个妇人在超市偷鸡腿,可能会厌恶甚至出手制止并将其绳之以法。但如果你知道她的女儿重病住院,知道她的家里一贫如洗,你就会生出另外一种感情来。

但我们会对这些人心生好奇吗?答案可能会是否定的。我们的好奇心通常是向上的——会好奇达官的生活,会好奇富人的八卦,会好奇明星的私人问题,相对而言,我们对弱者、对农村、对底层的好奇心淡漠了很多。

我小时候从来没有经历过洪涝灾害,但村里有两条河—二十几年前还常有水下来。每到汛期,学校就会要我们捐尼龙袋,说是防汛用。我都会乖乖从家里拿一个盛化肥的袋子,交上去。我从来没问过,这些袋子到底被用在了哪里,又用了多少?我从来也没想过,到底谁会把这些空袋子变成防洪堤上的沙包,以及,他们真的这么做了么?还仅仅是做个样子。总之,我一点也不关心这个事情,只是完成我份内的事,犹如一颗螺丝钉一样,拧紧了自己,不管其他。多年之后的今天,我想起这件事情,才意识到这不寻常,我们对公共事务,我们对外界的好奇心,到底是从什么时候,才如乏力的洪水一般,开始消退的呢?